在晚清民国时期，街头政治暗杀成为一种特别流行的现象。许多人为了政治理想或私人仇恨，选择了暗杀这种极端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。而其中，有些刺客是新手，他们的故事既令人好笑又悲壮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5位新手刺客的故事。
犹如好莱坞大片式的当代现实
不仅如此，中美对待“政治暗杀”，价值评判上似乎还存在不晓得差异：美国人习惯上是一致谴责，而传统中国不但不是贬斥和谴责，反倒多是同情与称颂，尤其是对于那种“孤狼式”暗杀行为，即便是正史中也不例外。这一点，古今中西价值观就是有分野的。我们的“中国史学之父”司马迁，当初提笔写《史记》时，就是把聂政、豫让这些政治暗杀者当做可歌可泣的英雄来抒写的。当然，二者背景不同，一在和平时期，一在战乱年代，不好一概而论——尽管大唐两起宰相遇刺事件也是在大抵安定时世。
即便是现如今的一般中国人，闲谈中论及现实世界中的“大侠豪杰”，脑海中条件反射一般立刻浮现出来的人物，也往往会是荆轲聂隐娘这等“壮士”“巾帼”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是如何感人肺腑，而常常会让我们忽视了，按现代人的观念意识，荆轲的本真身份，就是个政治暗杀者，是以暴力解决争端的“准恐怖分子”，似乎不是那么对头。前些年陈可辛拍“刺马案”，思想基调还是倾向同情与理解的。1870年这起“投名状”拿现在的观点看，其实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对一省长官的当街暗杀，本不可能得到半点附议的，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他是英雄行为。为什么？
只能说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，中国人的政治暗杀，表现在舆论和道义上，确实多数都是“义举”。甚至可以说，中国人的侠客精神，就是由政治暗杀演化而来。没有荆轲豫让们珠玉在前演示，绝无可能有后来的还珠楼主金庸古龙，胡金铨邵逸夫侯孝贤们的成就也是要大打折扣的。
2
当人类在混乱中找不到出路，坐下来商谈也无济于事时，就往往会转向绝望，最终被迫用极端手段，希望凿出一个通道。这样的政治暗杀，而且还前仆后继，就可以理解为集体性的“正当防卫”。这一点，古今中西都没有本质区别。以此视角看当下中东，或许也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理解那里的人们，以及当地事态。
可以与这种时代情绪遥相对应的，是中国的晚清民国时期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暗杀，最猛烈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段。据近代史研究者统计，清末政治暗杀事件里，仅仅针对清政府大员的，就有50多起，而能引发川普式国际震动的，就有19起，例如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，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，都是上了教科书的。这些都是在野革命者对统治者不妥协，绝望之下追责式的暗杀。这是一种类似同归于尽式的暗杀。他们本都无私人仇怨。
稍后，到了民国政府成立，革命党掌握政权，内部起哄时，政治暗杀仍然是他们解决争议的惯用手法。最著名的，有廖仲恺遇刺案，宋教仁遇刺案，陶成章被杀案，陈其美遇刺案，且每一次政坛大佬在血泊中倒下，中国历史都要随之大变动。即便是到了1946年国民政府崩溃前夕，他们还是放不下这种极端手段，随时就能用上排场，比如那年7月15日晚，风高月黑下对知识分子闻一多的暗杀。历史真是一个循环，仅仅二三十年间，国民政府那些人，就已经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老路：从以前被迫防卫式的暗杀，转向了自身坐上位置后铲除异己的暗杀。
1907.7.7，徐锡麟被处决前拍照.临死前，他只不满意一点：没准备好，面无笑容
而且，晚清民国的政治暗杀，还有一个显著的新特点，那就是暗杀者多是羸弱文人，甚至几乎清一色都是吃过洋墨水的归国留学生。随便列一群名字就晓得了：黄兴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陈独秀、秋瑾、彭家珍、刘师复、温生才、张先培、黄之萌......等等，都是这个“圈子”里的人。在当时的革命党，这个叫“暗杀主义”。因为他们认为，革命党力量还太弱小，根本无法与清政府抗衡，只有通过暗杀，才能起到威慑作用，更为重要的，是起到推波助澜，激励唤醒国人沉睡的心灵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其实就是拿暗杀当广告作用。
我们熟悉的鲁迅，我们都知道，他当年也差点回浙江去搞暗杀。如果真的去了，以彼时的情况与先例，他大概率也活不下来。中国文学的版图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了。
3
早期的革命党人，实际很“草台班子”，所搞政治暗杀时常都如儿戏。他们是满腹理想，一身是胆，可技术很菜，可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实际上，也无端损失了大量英才。
史坚如牺牲前遗照
晚清革命党政治暗杀，是从1900年广东番禺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开始的。史坚如出身本地富户，是读书人门庭，也是官僚子弟，论起来妥妥大清“体制内”，人也是“貌美如玉，温柔如鸠”（《宫崎滔天《三十三年梦》追忆）但就是这样的人，拉开了革命党壮烈刺杀序幕。那是1900年10月，革命党人准备在惠州发动起义，两广总督德寿提前掌握了情报，急调兵马弹压，革命军危在旦夕。史坚如主动请缨，认为只有刺杀掉这些军政大员，惠州才能解套。商议完毕，他们就开始研发炸药。
1909年前后的武昌城
史坚如自己卖掉了一些家产紧急从香港购入炸药，然后自己装置，放在督署的大门，静待德寿这些要员出来就引爆。可当天就出乎预料没成功，回去检查才发现引线都是坏的。10月28日凌晨，史坚如返回亲手点燃土香，由于太累，回去倒头就大睡。结果，炸弹是炸了，巡抚衙门也震飞了好几间，可德寿本人毫发无损，只是被吓醒了而已——原来，这些革命党人初次接触炸药，完全是外行鼓捣，雷管过小，爆破面有限。暗杀失败，革命党人纷纷撤离，只有史坚如不愿走，一心还想着再刺杀一次。结果就被捕。酷刑之下，他没有招一个字。11月9日，这位英俊的富家子弟在广州天宇码头就义，牺牲时才21岁，和眼下西方那个“热点人物”同龄。
两广总督府
彼时的革命党，政治暗杀多如此类，真正成功的极少，多数都是以无厘头又惨痛的结局收场。比如我前几日微头条写过的“1904年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”案，场面显得更加奇异：王之春人都给抓到了，负责枪决的万福华居然不大懂开枪，事后检查那把重金购买的手枪居然也是故障枪，根本没法用，然后就这样让王之春在手底下、在包围中溜走，万福华则只能束手就擒。只是当时的清廷官员已经很害怕革命党，谁也不愿意自己手上沾血，然后受到革命党人报复，所以草草塞责，胡乱审判了一通，判了万福华监禁。狱中还不敢乱来，数年后万福华得以重获自由，做了大量公益事业。
万福华(1865-1919)，安徽合肥人
所以，从当时的各种暗杀情况来看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观察：当时的清政府之所以被摧枯拉朽一般轻易给推倒，决定性原因并非革命党人有多厉害，人马枪械有多充足，完全就是清政府本身就是日暮途穷了，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，都能一推就倒。
4
虽然但是，革命党人一腔热血，英勇是足够的，甚至感天动地，豪情不亚于春秋战国时代荆轲们，这个不能丝毫否认。这是一种彻底超越“自私的基因”的伟大情怀，无论多少年过去，再读总会为之心摇神驰。
1911.武汉辛亥革命现场
我所在的武汉，是晚清辛亥革命的爆发地，离我住所不远的一些地方，百年前就有过好些可歌可泣的暗杀旧事。潜江刘静庵，本是新军黎元洪的秘书，前途无量，但他放弃了如花似锦的未来，跟随革命党搞地下暗杀。1907年1月，他正准备行动，让人告密，在黄陂被捕，在武昌下狱，连番拷打1400下（清吏做了记录），肉绽见骨，还是不松口，那年他才32岁。他的墓地就在武昌伏虎山上，在我屋后。微妙的是，黎元洪1928年去世后，也移葬家乡湖北，坟茔就在武昌虎泉华师校园内，距伏虎山不过几百米，两人几乎是隔街相望。
浠水王汉，黄冈本地名士家庭出身，自身也饱读诗书，与熊十力最为交好。1905年2月中旬，他和同志胡瑛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告别家庭，由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北上，决计暗杀南下，赶到河南彰德，暗杀正专车停驻在那里的钦差大臣铁良。可到了以后，19岁的胡瑛到底年幼，虽然平日上在报纸上多么慷慨激昂，可确实没见过大场面，一旦到了现场，就不自觉透出了害怕之意，双腿都打颤。王汉察觉到了，很温和地对他说，“我一人拼命就行，不必连累你一块，你去找个客栈躲起来，到时请为我收尸，足矣！”然后，独自承担行刺任务。
他随着人群混进了火车站，并且看到了附近的铁良正走过，可到底心肠软，怕误伤群众，就没有果断开枪。直到铁良都上轿了，才连开三发。而实际上，他此前也没练过枪，射击技术是普通人水准，根本打不中，三枪只伤到铁良一个随从。王汉眼见刺杀失败，就举枪自杀，可这枪也是很差劲的枪，即便对准脑门了，还是无法射穿，自杀也没成功，又只能到处逃窜。还好，附近有一口水井让他碰巧找到了，他直接跳井，打捞上来时已经身亡。
据人回忆，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，是“没有杀死铁良，我还有何颜面再回家乡！”他死时，也只有22岁，新婚还不到一个月。
版权所有Copyright©2021-2022安卓手游市场(www.hcyxsc.com)copyright
街头政治暗杀：晚清民国为何特别流行？5位新手刺客的故事，让人好笑又悲壮
在晚清民国时期，街头政治暗杀成为一种特别流行的现象。许多人为了政治理想或私人仇恨，选择了暗杀这种极端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。而其中，有些刺客是新手，他们的故事既令人好笑又悲壮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5位新手刺客的故事。
暗杀，就是“肉体消灭”，分为“个人谋杀”与“政治暗杀”两种。前者是私人恩怨的冲突泄愤，后者则涉面更广，一言难尽。前日某国大选前夕突发行刺事件，全球哗然，中文媒体也忙着吃瓜。但是在这种众声喧哗中，似乎大家都淡忘了一点史实：不仅是西方世界，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政治暗杀传统的，而且还更为深厚。犹如好莱坞大片式的当代现实
不仅如此，中美对待“政治暗杀”，价值评判上似乎还存在不晓得差异：美国人习惯上是一致谴责，而传统中国不但不是贬斥和谴责，反倒多是同情与称颂，尤其是对于那种“孤狼式”暗杀行为，即便是正史中也不例外。这一点，古今中西价值观就是有分野的。我们的“中国史学之父”司马迁，当初提笔写《史记》时，就是把聂政、豫让这些政治暗杀者当做可歌可泣的英雄来抒写的。当然，二者背景不同，一在和平时期，一在战乱年代，不好一概而论——尽管大唐两起宰相遇刺事件也是在大抵安定时世。
即便是现如今的一般中国人，闲谈中论及现实世界中的“大侠豪杰”，脑海中条件反射一般立刻浮现出来的人物，也往往会是荆轲聂隐娘这等“壮士”“巾帼”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是如何感人肺腑，而常常会让我们忽视了，按现代人的观念意识，荆轲的本真身份，就是个政治暗杀者，是以暴力解决争端的“准恐怖分子”，似乎不是那么对头。前些年陈可辛拍“刺马案”，思想基调还是倾向同情与理解的。1870年这起“投名状”拿现在的观点看，其实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对一省长官的当街暗杀，本不可能得到半点附议的，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他是英雄行为。为什么？
只能说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，中国人的政治暗杀，表现在舆论和道义上，确实多数都是“义举”。甚至可以说，中国人的侠客精神，就是由政治暗杀演化而来。没有荆轲豫让们珠玉在前演示，绝无可能有后来的还珠楼主金庸古龙，胡金铨邵逸夫侯孝贤们的成就也是要大打折扣的。
2
当人类在混乱中找不到出路，坐下来商谈也无济于事时，就往往会转向绝望，最终被迫用极端手段，希望凿出一个通道。这样的政治暗杀，而且还前仆后继，就可以理解为集体性的“正当防卫”。这一点，古今中西都没有本质区别。以此视角看当下中东，或许也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理解那里的人们，以及当地事态。
可以与这种时代情绪遥相对应的，是中国的晚清民国时期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暗杀，最猛烈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段。据近代史研究者统计，清末政治暗杀事件里，仅仅针对清政府大员的，就有50多起，而能引发川普式国际震动的，就有19起，例如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，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，都是上了教科书的。这些都是在野革命者对统治者不妥协，绝望之下追责式的暗杀。这是一种类似同归于尽式的暗杀。他们本都无私人仇怨。
稍后，到了民国政府成立，革命党掌握政权，内部起哄时，政治暗杀仍然是他们解决争议的惯用手法。最著名的，有廖仲恺遇刺案，宋教仁遇刺案，陶成章被杀案，陈其美遇刺案，且每一次政坛大佬在血泊中倒下，中国历史都要随之大变动。即便是到了1946年国民政府崩溃前夕，他们还是放不下这种极端手段，随时就能用上排场，比如那年7月15日晚，风高月黑下对知识分子闻一多的暗杀。历史真是一个循环，仅仅二三十年间，国民政府那些人，就已经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老路：从以前被迫防卫式的暗杀，转向了自身坐上位置后铲除异己的暗杀。
1907.7.7，徐锡麟被处决前拍照.临死前，他只不满意一点：没准备好，面无笑容
而且，晚清民国的政治暗杀，还有一个显著的新特点，那就是暗杀者多是羸弱文人，甚至几乎清一色都是吃过洋墨水的归国留学生。随便列一群名字就晓得了：黄兴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陈独秀、秋瑾、彭家珍、刘师复、温生才、张先培、黄之萌......等等，都是这个“圈子”里的人。在当时的革命党，这个叫“暗杀主义”。因为他们认为，革命党力量还太弱小，根本无法与清政府抗衡，只有通过暗杀，才能起到威慑作用，更为重要的，是起到推波助澜，激励唤醒国人沉睡的心灵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其实就是拿暗杀当广告作用。
我们熟悉的鲁迅，我们都知道，他当年也差点回浙江去搞暗杀。如果真的去了，以彼时的情况与先例，他大概率也活不下来。中国文学的版图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了。
3
早期的革命党人，实际很“草台班子”，所搞政治暗杀时常都如儿戏。他们是满腹理想，一身是胆，可技术很菜，可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实际上，也无端损失了大量英才。
史坚如牺牲前遗照
晚清革命党政治暗杀，是从1900年广东番禺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开始的。史坚如出身本地富户，是读书人门庭，也是官僚子弟，论起来妥妥大清“体制内”，人也是“貌美如玉，温柔如鸠”（《宫崎滔天《三十三年梦》追忆）但就是这样的人，拉开了革命党壮烈刺杀序幕。那是1900年10月，革命党人准备在惠州发动起义，两广总督德寿提前掌握了情报，急调兵马弹压，革命军危在旦夕。史坚如主动请缨，认为只有刺杀掉这些军政大员，惠州才能解套。商议完毕，他们就开始研发炸药。
1909年前后的武昌城
史坚如自己卖掉了一些家产紧急从香港购入炸药，然后自己装置，放在督署的大门，静待德寿这些要员出来就引爆。可当天就出乎预料没成功，回去检查才发现引线都是坏的。10月28日凌晨，史坚如返回亲手点燃土香，由于太累，回去倒头就大睡。结果，炸弹是炸了，巡抚衙门也震飞了好几间，可德寿本人毫发无损，只是被吓醒了而已——原来，这些革命党人初次接触炸药，完全是外行鼓捣，雷管过小，爆破面有限。暗杀失败，革命党人纷纷撤离，只有史坚如不愿走，一心还想着再刺杀一次。结果就被捕。酷刑之下，他没有招一个字。11月9日，这位英俊的富家子弟在广州天宇码头就义，牺牲时才21岁，和眼下西方那个“热点人物”同龄。
两广总督府
彼时的革命党，政治暗杀多如此类，真正成功的极少，多数都是以无厘头又惨痛的结局收场。比如我前几日微头条写过的“1904年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”案，场面显得更加奇异：王之春人都给抓到了，负责枪决的万福华居然不大懂开枪，事后检查那把重金购买的手枪居然也是故障枪，根本没法用，然后就这样让王之春在手底下、在包围中溜走，万福华则只能束手就擒。只是当时的清廷官员已经很害怕革命党，谁也不愿意自己手上沾血，然后受到革命党人报复，所以草草塞责，胡乱审判了一通，判了万福华监禁。狱中还不敢乱来，数年后万福华得以重获自由，做了大量公益事业。
万福华(1865-1919)，安徽合肥人
所以，从当时的各种暗杀情况来看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观察：当时的清政府之所以被摧枯拉朽一般轻易给推倒，决定性原因并非革命党人有多厉害，人马枪械有多充足，完全就是清政府本身就是日暮途穷了，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，都能一推就倒。
4
虽然但是，革命党人一腔热血，英勇是足够的，甚至感天动地，豪情不亚于春秋战国时代荆轲们，这个不能丝毫否认。这是一种彻底超越“自私的基因”的伟大情怀，无论多少年过去，再读总会为之心摇神驰。
1911.武汉辛亥革命现场
我所在的武汉，是晚清辛亥革命的爆发地，离我住所不远的一些地方，百年前就有过好些可歌可泣的暗杀旧事。潜江刘静庵，本是新军黎元洪的秘书，前途无量，但他放弃了如花似锦的未来，跟随革命党搞地下暗杀。1907年1月，他正准备行动，让人告密，在黄陂被捕，在武昌下狱，连番拷打1400下（清吏做了记录），肉绽见骨，还是不松口，那年他才32岁。他的墓地就在武昌伏虎山上，在我屋后。微妙的是，黎元洪1928年去世后，也移葬家乡湖北，坟茔就在武昌虎泉华师校园内，距伏虎山不过几百米，两人几乎是隔街相望。
浠水王汉，黄冈本地名士家庭出身，自身也饱读诗书，与熊十力最为交好。1905年2月中旬，他和同志胡瑛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告别家庭，由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北上，决计暗杀南下，赶到河南彰德，暗杀正专车停驻在那里的钦差大臣铁良。可到了以后，19岁的胡瑛到底年幼，虽然平日上在报纸上多么慷慨激昂，可确实没见过大场面，一旦到了现场，就不自觉透出了害怕之意，双腿都打颤。王汉察觉到了，很温和地对他说，“我一人拼命就行，不必连累你一块，你去找个客栈躲起来，到时请为我收尸，足矣！”然后，独自承担行刺任务。
他随着人群混进了火车站，并且看到了附近的铁良正走过，可到底心肠软，怕误伤群众，就没有果断开枪。直到铁良都上轿了，才连开三发。而实际上，他此前也没练过枪，射击技术是普通人水准，根本打不中，三枪只伤到铁良一个随从。王汉眼见刺杀失败，就举枪自杀，可这枪也是很差劲的枪，即便对准脑门了，还是无法射穿，自杀也没成功，又只能到处逃窜。还好，附近有一口水井让他碰巧找到了，他直接跳井，打捞上来时已经身亡。
据人回忆，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，是“没有杀死铁良，我还有何颜面再回家乡！”他死时，也只有22岁，新婚还不到一个月。